“不知道。”

“齐华坦尼荷，”

他说，轻轻吐出这几个字，像是唱歌似的，“在墨西哥，距墨西哥三十七号公路和仆拉雅阿苏约二十英里，距太平洋边的阿卡波哥约一百英里的小镇，你知道墨西哥人怎么形容太平洋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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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我不知道。

“他们说太平洋是没有记忆的，所以我要到那儿去度我的余生。雷德，在一个没有记忆、温暖的地方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捡起一把小石头，然后再一个个扔出去，看着石头滚过棒球场的内野地带。不久以后，这里就会覆上一英尺白雪。

“齐华坦尼荷。我要在那里经营一家小旅馆。在海滩上盖六间小屋，另外六间靠近公路。我会找个人驾船带客人出海钓鱼，钓到最大一条马林鱼的人还可以获得奖杯，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大厅中，这不会是给全家老少住的那种旅馆，而是专给来度蜜月的人住的……”

“你打哪来的钱去买这么一个像仙境的地方？”

我问道，“你的股票吗？”

他看着我微笑道，“差不多耶，”

他说，“雷德，你有时真令我吃惊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呀？”

“陷入困境时，人的反应其实只有两种，”

安迪说，他圈起手，划了一根火柴，点燃香烟。“假设有间屋子里满是稀有的名画古董，雷德？再假设屋主听说有飓风要来？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：第一种人总是怀抱最乐观的期望，认为飓风或许会转向，老天爷不会让该死的飓风摧毁了伦勃朗、德加的名画；万一飓风真的来了，反正这些东西也都保过险了。另一种人认定飓风一定会来，他的屋子绝对会遭殃。如果气象局说飓风转向了，这个家伙仍然假定飓风会回过头来摧毁他的房子。因此他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因为他知道只要为最坏的结果预先做好准备，那么抱着乐观的期望就没关系。”

我也点燃了根烟。“你是说你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预备飓风会来的那种人，我知道后果会有多糟，当时我没有多少时间，但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我采取了行动。我有个朋友——差不多是惟一支持我的人——他在波特兰一家投资公司做事，六年前过世了。”

“我为你感到难过。”

“嗯，”

安迪说，把烟蒂丢掉，“琳达和我有大约一万四千元的积蓄，数目不大，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，大好前程摆在我们面前。”

他做了个鬼脸，然后大笑，“起风时，我开始把伦勃朗的名画移到没有飓风的地方。所以我卖掉股票，像一般好公民一样乖乖付税，丝毫不敢有所隐瞒或抄捷径。”

“他们没有冻结你的财产吗？”

“我是被控谋杀，雷德，我不是死掉！感谢上苍，他们不能随意冻结无辜者的财产，而且当时他们也还没有以谋杀的罪名指控我。我的朋友吉米和我当时还有一点时间，我的损失还不小，匆匆忙忙地卖掉了所有的股票什么的。不过当时我需要担心的问题，比在股市小小失血要严重多了。”

“是呀，我猜也是。”

“我来到肖申克时，这笔钱很安全，现在也仍然很安全。雷德，在外面的世界里有一个人，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他，但是他有一张社会保险卡和缅因州的驾照，还有出生证明。他叫彼得·斯蒂芬，这个匿名还不错吧？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我问。我想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但我觉得难以置信。

“我。”

“你要跟我说在这些人对付你的时候，你还有时间弄一个假身份？”

我说，“还是在你受审的时候，一切已经都弄妥了——”

“我不会这样跟你说，是我的朋友吉米帮我弄的，他是在我上诉被驳回以后开始办的，直到一九五〇年春天，他都还保管着这些身份证件。”

“你们的交情一定很深，因为这样做绝对犯法。”

我说，我不敢确定他的话有多少可信——大部分是真的，只有一点点可以相信，还是全部都不能相信。但那天太阳露脸了，是个暖和的好天气，而这又是个好故事。

“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”

安迪说，“我们打仗时就在一起，去过法国、德国，他是个好朋友。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合法的，但他也知道在美国要假造身份很容易，而且也很安全。他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资在彼得·斯蒂芬名下——所有该付的税都付了，因此国税局不会来找麻烦。他把这笔钱拿去投资时，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，到今天，这笔钱已经超过三十七万元了。”

我猜我讶异得下巴落到胸口时，一定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，因为他笑了。

“想想看，很多人常常惋惜，假如他们在一九五〇年就懂得投资这个那个就好了，而彼得·斯蒂芬正是把钱投资在其中的两三个项目。如果我不是被关在这里，我早就有七八百万的身价了，可以开着劳斯莱斯汽车……说不定还有严重的胃溃疡。”

他又抓起一把尘土，优雅地让小砂子在指尖慢慢流过。

“怀抱着最好的希望，但预做最坏的打算——如此而已。捏造假名只是为了保存老本，只不过是在飓风来临之前，先把古董字画搬走罢了。但是我从来不曾料想到，这飓风……竟然会吹这么久。”

我有好一阵子没说话。我在想，蹲在我身旁这个穿灰色囚衣的瘦小男子，他所拥有的财富恐怕是诺顿一辈子都赚不到的，即使加上他贪污来的钱，都还是望尘莫及。